鲁迅先生曾经应《
新青年》之约，写过一篇《
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》。
那篇文章的大意，是说，中国几千年君臣父子，重父权，轻子权，这都是错的。为啥是错的呢，因为生物要生存，发展，和进化，都应该是面向未来的，所以，应该注重子权，以下一代的意志为要。中国的孝道么，其根基自然是有问题的。因为子女之生，乃是父母男女情欲满足的结果，有利的倒是父母，子女本无选择。故而父母于子女，是没有所谓“恩”的，而只应以“爱”系之。父母对子女不仅没有权利，反而只有义务。父母对于子女的养育，是理所当然的，不应期待回报。
那么，“我们现在”怎样做父亲？先生是这样说的：“自己背着因袭的重担，肩住了黑暗的闸门，放他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；此后幸福的度日，合理的做人。” 这意思也很清楚，是说，这几千年做子女的苦日子，希望到我们这一辈也就到头了，咱们受了圣人之道的压迫，不要再去压迫我们的下一代了。把他们解放了，能够合乎进化的做人。
先生的观念，即使放在今天，也可以说是十分“开放”的。放在当时，那自然是振聋发聩，离经叛道。先生的思想本来就十分通脱，人情世故洞察入微，看什么都是发乎本心，所以，在旁人看来多么先进，多么超越历史的观念，先生观之，都是稀松平常。先生对于男女之事，看得也很自然，文章里面常常提到男女做爱，乃是人伦之常，从来不加避讳。然而，先生一生的硬伤，也就在这男女事上。他早早就陷入了一个困局，一直无法解脱。他自己肩着因袭的重担，供着母亲给他的礼物，曾经以为自己这一辈子可以弃情绝爱，就此消磨了生命。以先生独步天下的文才，断然不可能没有女性的爱慕，先生的文章雄奇伟岸，男性荷尔蒙自然也较为旺盛。在这多重的煎熬之下，他的爱迟迟不能破土，究其原因，用先生自己的话来说，是“深恐辱没了对手”。先生最后选择了与许先生私奔，老年得子，是爱情给他的力量，也是他多年沉郁生命的勃发。以先生深沉的人道之义，他自然知道朱安是为他而牺牲了，广平也是为他而牺牲了。这个死结，他一肩负着，过了这一生，后来人多以此诟病，原也是没有法子的事情。这是闲话，扯得有些远了。先生自己受了苦，却不愿将这苦加之后来人身上，真乃敦厚慈祥之士也。
先生发此文时，是一九一九，到今约有九十年，其间人事更迭，过了若干代。社会观念经过了巨大的变迁，这个问题却始终挥之不去：
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？
我不知道应该怎么回答这个问题，因为每每想起先生九十年前这一问，比照眼下的现实，我心中只有一片迷惘。先生所论，我完全赞同，亦身体力行，这并没有疑问。只是，这还不够，我们还有新的问题。
三年之前，因公出差美国，碰到一个美国人，叫Dean Jones。他是正阳合作伙伴Powersoft的老板，50来岁了，还在摆PB代码，兴致盎然。吃饭的时候，我们闲聊。讲到他有三个子女，他和妻子双方父母都身体康健，愿意给他带小孩。但是，他不肯给老人带，三五天都不肯。问他何故，他说：
教给孩子价值观，只能是父母自己亲力亲为，万不可让旁人染指，即使是亲爱如祖父母也不行。
那一席谈话，我终生难以忘记。不仅完全赞同，而且身体力行。只是，这还不够。因为很显然，接下来的问题只有一个：
作为父亲，我应该教给我儿子什么样的价值观？
教他善良？人善被人欺，我曾眼见阿笨在这上面吃了亏。教他忠义？俗语讲，只有永远的利益，没有永远的朋友，成人之间先且不说，小孩之间，又岂不是朝秦暮楚，今天跟你玩明天孤立你。教他坦诚待人，不使心机？还是教他留点城府？如何教他在原则和成功之间进行取舍？是要出人头地还是平安喜乐？教他与人分享还是建立私有产权观念？教他与人一团和气还是坚持主见？教他事事争先还是不以胜负挂怀？教他听老师的话还是常常提出质疑？希望他随和还是霸气？打架的时候，是打是逃是搬救兵还是打小报告？这些问题，实话说，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。在我的教育和现实产生了矛盾的时候（这种时候越来越多），面对阿笨的质疑，我真是无言以对。
在这个人格分裂的时代，连我们自己的价值观都是支离破碎的，如何教给我们的娃儿完整的价值观？
“救救父亲！”
